王世襄:凡所应玩,无所不玩

  古往今来的真文人,往往也是一些真趣人。

  王世襄去世后,有人说,百年来最有趣的文化人之一去世了。他的去世,也标志着一种生活态度的远去。

  “人生快事莫如趣”。林语堂在《论趣》一文中曾说,世人活着大多为名利所驱使,但是“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,叫做趣”。撇开满腹经纶的治世主张,能否成为有趣之人,或许是人活着的最高境界。有趣的人,常怀素心,无论命运如何捉弄,都可风清云淡;有趣之人,未必显达,却肯定倜傥脱俗,与众不同,登台放歌或舞文弄墨都是他们心境的挥洒;有趣的人,常常迷恋生活的细节,轻轻松松就完成对人生的观望,就像翻译家杨宪益送给王世襄的那句“蛐蛐蝈蝈虽细物,令人长忆旧京华”,烟火味中饱览生命里的大景观。

 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滋养的文化人,“京城第一玩家”王世襄的身上,带有上世纪文人举重若轻的文化情结。王世襄的一生,值得今天每一个身陷碌碌尘世中的人们来回味咀嚼,这样,你总不至于在有钱之后,非要去吃一顿“天价饭”。王世襄的标杆性在于,他深谙为人和生活的志趣,而不至于像许多按世俗标准衡量的成功人那样,只能让多余的金钱让生活变得恶俗。

  王世襄如何玩尽万象,成为当今罕见的通才杂家?王世襄生前的老友——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和广东著名收藏家王贵忱,讲述这个百年一遇的有趣之人。

  王世襄为什么能玩成家?

  收藏界有一种说法,“北有王世襄,南有王贵忱”。王世襄去世后,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收藏家王贵忱,王贵忱说:“我是不能够跟王世襄比的,我也会玩,但是没有他玩得那么深入,能玩出学问来。”

  “王世襄的很多学问,最初都因为偶然,因为玩。”王贵忱回忆说,王世襄被世人所认为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中国明清家具的研究,而这也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。“年轻时候的王世襄好玩鹰、鸽子和照相机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买来了一些明清家具,然后就喜欢上了这些东西,接着满大街去淘这些明清家具。”

  王贵忱认为,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世襄一样,每玩一样东西都可以玩出学问的,很关键的因素,就是王世襄出身于书香门第,从小学开始就能够接触到很多不同文化物什和形式。

  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,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,展露出“燕市少年”的特有风貌,他成日养蛐蛐、种花草、养鱼鸟。尤其在他年幼时,兄长就过世了,而母亲觉得他是家中独苗,因而对其较为纵然,任他“不务正业”……王世襄说,他从小就对自己感兴趣的事,尤其上心,不但要玩,还要玩得有水平,于是,他花了很多心思来研究这些“业余爱好”,“玩也要认真玩,如果连玩都玩不好,还能做什么?”

 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回忆说,王世襄每一样都玩得痴、玩得专。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北京的家具都很便宜,很多人都贱卖那些明清家具,王世襄在街上看到了,就买回来亲自背回家去,还经常大老远跑到附近的河北村县去买,因此收集了很多明清家具在家里研究,慢慢就成为了专家。”

  “‘文革’后我跟王世襄一直有来往,他经常带我的小孩到西山上面逮蝈蝈,他自己也会用火在葫芦上烫花,这既是玩,同时也是一项手艺。他对自己玩的东西都有很浓的兴趣,也很广泛,但是他的‘玩’并非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玩玩而已,而是深入去研究,就好像鸽子,他不但了解鸽子的种类,还了解每一种鸽子的特性。”罗哲文说,当今文博界,王世襄可以说是一流的专家,年高、资深,能够像王世襄那样既深入又广博的,很难找到第二个。

  “王世襄的生活环境、经历、个人关系很多方面造就了他‘京城第一玩家’的地位。”罗哲文说。

  王世襄是如何玩出学问的?

  1、吃一道焖葱,香压群场

  王世襄生前被称为“烹调圣手”,大美食家汪曾祺对王老十分推崇: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,据我所知,当推北京王世襄。”而曾与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:“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,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。不但吃的品位高,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。”

  在北京文化圈中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: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,骑着装备好原料与厨具的自行车,亲赴好友府上献艺。

  虽然王世襄“食”的境界颇深,但是他的妻子袁荃猷竟然对做饭一窍不通。她剥蒜可以,剥葱却不行,一根葱被她层层剥光,最后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,反过来责备王世襄,说他不会买葱。汪曾祺在《学人谈吃》的序中曾经写道,王世襄和几位朋友在一家聚餐,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,王带了一把葱,做了焖葱这个菜,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。

  2、宠物“凡所应玩,无所不玩”

  ●养蛐蛐

  王世襄年少时玩蛐蛐的种种经历和乐趣,使他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后,仍难以忘怀。1993年,王世襄著的《蟋蟀谱集成》,堪称是一部蟋蟀谱丛书大全。

  王世襄是怎么玩蛐蛐的?从早秋开始,王世襄就对好蛐蛐一盆一盆地品题与欣赏,观察其动作,体会其秉性。中秋以后,天渐渐冷了,蛐蛐需要“搭晒”,王世襄就在清晨的阳光下,放好桌子,支上帘子,抱膝坐在旁边,侧耳聆听桌上蛐蛐罐内的动静:一个开始叫了,声音慢而涩,寒气尚未离开它的翅膀。另一罐也叫了,响亮一些了。渐渐都叫了,节奏也加快。一会儿又变了韵调,换成了求爱之曲。“从叫声,知道罐子的温度,撤掉虾须帘,换了一块较密的帘子遮上。这时我也感到血脉流畅,浑身都是舒适的。”王世襄把这些心得感悟写入《秋虫六忆》(忆捉、忆买、忆养、忆斗、忆器、忆友)中。

  在王世襄看来,蛐蛐并不是为斗而养的,斗只是寻开心的一个过程,一个真正蛐蛐玩家的境界应该是:怡情养性。

  ●架大鹰

  年轻时的王世襄,喜好架鹰逐兔。自高中到大学期间,他玩鹰约有七八年的时间。上燕京大学时,他住在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园子中,出门就可以放鹰,一周可以去上两三次。他在读研究生的第二年,曾提笔写过一些捕鹰、驯鹰、放鹰的纪实性文章,并连续发表在当时北平的《华光》杂志。

  ●养狗猎獾

  养狗猎獾也是王世襄青少年时期热衷的众多玩意儿的一项。养狗猎獾,又称“逛狗”,是清代京城八旗子弟中摔跤习武之辈的一种癖好,也可以说是一项玩乐享受的运动。王世襄养狗有七八年时间,除了训狗、逛獾,还特意把养狗家口中代代相传的《獾狗谱》笔录下来。

  ●鸽子

  王世襄玩鸽子玩出了学问,著有《明代鸽经清宫鸽谱》、《北京鸽哨》。晚年的王世襄沉醉于鸽子研究,“除了别的,什么都不谈,就谈鸽子。”最后几年,他总是这样回答媒体记者的邀约采访。王世襄上小学时开始养鸽,就读燕京大学时,鸽舍随他搬迁,最后遣散鸽群,其间三养三辍,前后历时约30载,但搜求鸽哨则未曾中断。

  3、手工挽救一项濒危民间技艺

  因为养蛐蛐,要放置于葫芦内,因此在买蛐蛐的同时,王世襄又迷上了葫芦。1938年,王世襄在就读燕京大学期间,居然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,真的种上了自己的葫芦。后来他又专门在北京的朝阳区找了一块20亩的“自留地”,用来种葫芦。

  范匏俗称“模子葫芦”。范匏的具体做法是当葫芦幼小时,将它放入有花纹的模具,秋天长成后取出,不仅形态悉如人意,花纹亦隆起宛若浮雕。这无疑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项巧夺天工的传统工艺。在大学种植葫芦的同时,王世襄也开始研究范匏。1939年以后,王世襄因母亲逝世而埋头学业,不再种植匏器。但他亲手制作的范匏却由虫贩子赵子臣借给天津的陈某种,所成之器则流往香港。多年后,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,被好事者错当作清乾隆之物出售。

  20世纪50年代,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,徐水、天津已无人再种模子葫芦,范匏技艺濒临绝灭。1960年,王世襄有鉴于这一传统技艺的消亡,曾写过一篇《读匏器》的文章向社会呼吁,但终因有玩物丧志之嫌而没有被采纳。1979年,《谈匏器》一文在《故宫博物院刊》发表,立刻引起了有志者的反应。经过十余年的努力,京、津郊区的一些农民,恢复制作了一批又一批范匏佳作。在他的努力下,这项濒临灭绝的传统技艺得以绝处逢生。

  4、音乐自称琴奴,研究《广陵散》

  1953年,王世襄被调任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,担任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。在这沉寂十几年的时光里,王世襄除了收集明式家具外,也开始真正专心研究中国音乐,并逐渐成为音乐方面的专家。他最看重的研究成果就是对古曲谱《广陵散》的研究,并在后来发表了专著《广陵散》(说明部分),同时也编纂《中国古代音乐书目》、《信阳楚墓出土乐器调查》等。

  王世襄妻子袁荃猷无论在王老身处顺境或是逆境,她始终都是其支持者,因此夫妇两人感情至深。袁荃猷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,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,琴艺更精。袁荃猷弹琴时,王世襄常伴左右,如此近60年,王世襄更自称“琴奴”,直到2003年袁荃猷病故。多年来,王世襄和夫人珍藏了一把唐代古琴“大圣遗音”,2003年袁荃猷去世后,王世襄将这把古琴以891万元拍出。

发布者

ningqun

心中无事一床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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